随着新世纪钟声即将敲响，在我国经济、政治健康发展的条件下，作为现代化事业重要任务之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新世纪带给我们的将不仅是希望与憧憬，更重要是挑战与机遇。文化建设所处的战略地位表明，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要求我们以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和进取精神来对待文化建设。
历史科学在文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因为，文化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认识文化发展的历史联系，对当今的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今的文化建设既要从现实出发，又要继承、发扬历史文化遗产的积极成果，而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对当今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历史科学的教育功能在这方面具有非常突出的作用。
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无论从时间的连续性还是从内涵的衔接性来看，都有其必然的联系。揭示文化发展所固有的历史联系，是历史科学的重要功能。
文化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这决定了记录、研究历史过程的历史科学同文化发展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作为社会不可或缺的方面，政治、经济与文化共同决定着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等。文化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是其他方面不可取代的。一个时代的文化，既是这一时代的标识，又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时代与时代的历史联系，便无从认识文化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从历史上看，不论是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还是作为时代标识的整体的文化面貌，只有既揭示了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础，又揭示了历史的演变过程，才是有价值的。从现实来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然是文化发展总进程中的一部分，它同以往的文化有着历史的联系，又具有今天的时代特点。认清了这些问题，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任务和前景，才会有更自觉、更明确的认识。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曾经出现过希腊、罗马，埃及、印度与中国五大文明古国或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相继衰落，只有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的文明与历史，从炎黄到今天是一脉相承的。当每一个中国人自豪地看到这一点的时候，都会产生深深的思考：是什么原因保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历史学家们曾经试图给人们以回答，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中华民族有一种强大无比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形成的重要原因则在于有着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这就是中华文化发展之历史联系的伟大意义。
文化发展又是一个新旧嬗变的过程。历史事实表明，新的文化总是对原有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随着历史的进步，原有的文化经过长时期的凝集、淘洗和积淀，为新的文化的诞生奠基、铺路。文化发展的这种特征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学术史来看，自先秦诸子百家到汉代独尊儒术与经学繁盛，再到魏晋玄学、唐代的儒释道合流和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从文学史来看，自《诗经》、《楚辞》到汉赋，再到唐诗、宋词、元曲；自汉代散文到魏晋骈文，再到唐宋古文运动和散文的复兴等等。这都经历着前一种内容与形式到后一种内容与形式的转变，包含着否定之否定、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他如史学、艺术等，也都如此。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也经历着类似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向人们昭示：文化发展不能也不可能割断历史，新的发明创造、思想与艺术成果等，都是对已经形成的文化传统的继承、改造、充实与提高。人们精神世界的许多方面诸如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等，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的渗透与影响。文化发展的历史联系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作出过许多深刻的阐述。他们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这种“创造”的前提，包括既定的生产力水平，同时也包括既定的文化。章太炎曾对中华文化作过这样的解释：“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之也。”（《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53页）这段话比较清楚地反映了文化与民族形成、历史发展的联系。
文化发展还是文化成果历史积累的过程。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是文化成果积累的基础；文化成果的积累，又为文化的连续性发展提供了材料。在文化成果的历史积累方面，史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不论是广义的文化创造，还是狭义的文化创造，都与历史记载、撰述分不开。在中国的史籍中，储存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史资料，也储存了大量的关于思想、文学、艺术、伦理、道德、风习等历史资料。如果说《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文化积累的一个宝藏，那么，它的渊源当始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正史中的文献目录学专篇；如果说中国历代的思想家们从各自所处的时代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作出了概括的话，那么这种文化传统的表现则储存于历代浩繁的历史撰述之中。
应该强调的是，认清文化发展的历史联系，不是削弱当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时代性，而是要求我们把鲜明的时代性同深厚的历史感结合起来，使我们的文化建设更具有深厚的根基和民族的特点。
正确认识并充分发挥史学遗产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是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史学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发展面貌的反映。史学遗产与当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许多领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诸如政治文化、伦理文化、礼仪文化、环境意识、文学艺术等等。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有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就有了历史遗产的继承问题。而史学遗产则是历史遗产的一个方面。不过，史学遗产不是历史遗产中的一个孤立的、无足轻重的部分。它包括了前人在史学发展上的成果，总结了先前的历史遗产，具有极为珍贵的文化价值。
这里说的史学遗产，是指历史遗产中那些记录文化创造、积累和发展且同史学有直接联系的历史文献。按中国古代典籍的分类，经史子集均应属于历史文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已是汗牛充栋。其中，仅子部就有2941部，包括儒、道、墨、法、名、兵、农、阴阳、纵横、小说家和杂家以及天文、术数、艺术、宗教等。至于集部，其著录和存目有3401部。而《四库全书》编印以后的清人文集则有4000多种，未著录的文学作品还未计在内。这就是说，上面这些记录只是中国历史文献的一部分。从问世较早的《隋书·经籍志》来看，其史部有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旧事、起居注、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后，历代学人大致遵循这一观念进行分类。当然，史学遗产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但仅此而论，史学遗产的内涵已极为丰富。尽管这些遗产带着时代的印记，抑或有后人可指谪之处，但它所昭示的文化内涵却是相当丰富的。它们不仅仅在于帮助人们了解过去，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解过去，审视现在，观察未来，如古人说的“彰往而察来”。我们现今的文化建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使中华民族对历史前途充满信心。
史学遗产的丰富性决定了它同文化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文化建设离不开对历史进程、民族传统的研究和认同，为此必须借助于正史、古史等历史文献。这里说的正史，是指纪传体通史（如《史记》）和纪传体朝代史（如《汉书》、《隋书》、《宋史》、《元史》、《明史》等），至清代累计为二十四史。这里说的古史，后来称编年类史书，其中也有编年体通史（如《资治通鉴》）和编年体朝代史（如《汉纪》、《后汉纪》等）。通史类著作写出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并作出了阶段性划分。如《史记》不仅记述了从黄帝至西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进程，而且它的《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明确地划分出夏商周、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汉书》以下，历代正史相互衔接，既显示出朝代的更迭，更表明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编年体史书也是如此，《资治通鉴》上接《春秋》、《左传》，其后续者则有《续资治通鉴长编》、《续通鉴》、《明通鉴》等。至于民族传统，主要是多民族统一意识的传统，从《春秋》、《左传》开始，至《史记》写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直到少数民族所建朝代的历史记载也被列为正史。在这些相互联系、浑然一体的历史典籍中，古今相通的思想，以史为镜的思想，文以载道的思想，社会变革的思想，中华、夷狄同根同源的思想，炎黄为各族始祖的思想，以及国家统一为各族政治追求之归宿的思想等，虽时隐时显，却从未中断。所有这些，都包含着深厚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与民族意识。其思想传统和思想资料至今还有新鲜的活力，在当代文化建设中依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二，文化建设离不开对制度文化的研究和借鉴，为此必须借助于志书、政书等历史文献。中国的制度史渊源于先秦时期的礼书。司马迁写《史记》，内有“八书”，是正史中包含制度史的开端，反映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恢宏的视野，此后相沿袭，成为一个优良传统。唐人杜佑著《通典》200卷，这是一部规模巨大的典章制度通史，大大早于外国史家的制度史研究。尤其重要的是杜佑《通典》以经济制度列于全书首位，而其他各典的编次也都包含着严密的逻辑联系，反映了中国史学家对国家的管理职能及社会结构的深刻见解。史学遗产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制度文化成果及制度文化各领域的思想资料，如经济制度与经济思想、选举制度与选举思想、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等，在当今的文化建设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价值。
其三，文化建设离不开对善恶是非的判断，也离不开对历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的评价，为此必须借助于各种类型的人物传记。中国史学以纪传体史书即正史为主干，对历史人物的记述十分突出。史家记述历史人物是有原则的。司马迁的《史记》除了写帝王诸侯外，还写了社会各阶层人物，他说：“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太史公自序》）可见，他很重视历史人物的德行与影响。这个思想被后来的大多数史家所继承。唐人刘知几从理论上作出概括，认为：“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正因为如此，“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史通·人物》）中国史家重视奖善惩恶，重视史学的劝诫作用，故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载，多持严肃、谨慎的态度。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言论中得到印证，而且可以从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中对许多历史人物的关注与评价看得十分清楚。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这就是说，现实中的人们在进行科学思考的时候，头脑中是不能没有前人遗留下来的“材料”的。研究这些材料，将大有益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也将大有益于当今的文化建设。
历史科学的教育功能，是其在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另一个方面。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是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为实现这一任务，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坚持开展多种教育活动，而历史教育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认为，历史教育在以下这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2．了解国家统一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增强全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意识与信念，积极推进祖国统一大业；3．了解中华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增强民族统一意识与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提高维护多民族团结的自觉性；4．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革新进取的历史，更加自觉地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5．从五千年文明史中汲取丰富的历史智慧等等。
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内涵十分丰富。仅就历史教育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来看，史学能够提供系统的历史知识，鲜明的历史观点，深刻的历史经验，丰富的历史智慧。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其期望、激情、智慧与勇气，都与历史的启迪分不开。而在这个伟大的文化建设中，历史教育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在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对国民进行历史教育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诚然，人们的现代意识、现代观念与现代文明水准是以往任何时候所无法企及的。这一方面说明原有的传统的东西正在被超越，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对传统再认识、再评价的结果。现代文明与历史传统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我们把优秀的历史传统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就会发现这份资源大有开发、利用的前景。实践表明，人们的历史文化意识与现代文化意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文化建设中一定会产生巨大的作用。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文化建设中的历史教育是多层面的：
一般的历史教育可以使人们通过学习历史，懂美丑、识善恶、学做人。勤劳、诚实、正直、利人、勇敢、智慧、爱国等优秀品质，都是每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培养的。而这种培养的一个途径就是学习历史。古人认为，“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大畜·象》）。这说明观照前人言行有益于培养自己的“德行”。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关于个人修养、道德品质的优秀思想至今依然是净化人们灵魂、催人奋进的精神养料。世界上物质文明较发达的国家也在崇尚这样的精神，具有“礼义之邦”传统的中国更应该承继这份优秀的遗产，并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力。
较高程度的历史教育可以使人们认清国家、民族的过去，以便更好地创造未来。从古代到近代，从近代到现代，中华民族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漫长的历史留给人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也是极为深刻的。而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则是丰富的历史意识中最重要的。具备了这种意识，一个人就能自觉地将自己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国家统一的尺度，评价了秦始皇的贡献：“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史记·六国年表》序）。毛泽东评点《新唐书》时写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37页）这说明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对于一个人的重大影响。以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优秀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塑造自己，改造社会，建设国家，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扬民族精神，这是历史教育的重要任务。
更高程度的历史教育可以丰富人们治国安邦的智慧。史学一个重要的价值在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上的成功的决策，避免重复历史上的失误。所谓“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史学上声名卓著的二司马的这些见解，说明了他们对历史经验的认识，道出了历史教育最本质的方面。这种认识较之“畜德”又多了一层“明道”的作用。这里的“道”即指道理、法则或规律。“道”明了，人就会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果说，人们所从事的社会活动是“治世”的话，那么，“明道”就是“治身”。“身”治好了，“世”必然治得好。历史上这方面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譬如勤政、廉政、方略、用人、安民、纳谏、改革、治军、执法等等，历史上都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其中，“治世”者的思想素质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善于接受历史教育、并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的人，必将在“治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的进步。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深刻历史意识的民族，一个有悠久史学传统的民族，一个有丰富史学遗产的民族，这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无与伦比的。这是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宝贵资源。邓小平同志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和亲身的体验中，掷地有声地说道：“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8页）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些论断，深刻地揭示出历史科学与文化建设的本质联系。我们可以相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事业中，历史科学将大有作为，并将得到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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